所以，真正意義的工作室和教室有著極大的區(qū)別。而我們已經習慣了在孩子還沒有進行自主體驗時就開始了“指導”和單方教學，或者有些互動，卻沒有給孩子體驗創(chuàng)造過程的足夠時間，在孩子剛有感覺時就掐住了。因此，我們大多數(shù)的工作室成了教室，老師把要傳達的東西說完，孩子畫一兩張就匆忙完事了，看不到孩子作為工作室主體的基本狀態(tài)。這是中國的兒童工作室之所以落后的一個特色現(xiàn)象。

　　工作室應該有各種空間提供給孩子，在他們充分感受和領會創(chuàng)造形式基本的操作程序之后，能夠自主地選擇不同的創(chuàng)作方式進入相應的空間，在德國時，我看到孩子放學了，背起書包來到工作室，有的開始做版畫、有的畫油畫、有的拿起小焊槍，有的去做雕塑，而老師可能只有兩三個，穿行于各個空間，給些必要的提示或協(xié)助解決孩子遇到的問題，小的孩子會被媽媽送來，進入合適的空間里。有一個5歲小男孩用廢舊的紙管在院子里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做了一個幾十米長的作品，最后，從開始處放入一個球，聽著它在層層疊疊的管道里滾動的聲音，最后終于從尾處掉出。所有的老師和孩子都被請出來觀看，簡直是個狀舉，這時，孩子精心的設計、連接、管壯道路、建筑的幻想都在這里實現(xiàn)了。而在這一個月的創(chuàng)作中，他有了問題就去找一個叫貝克曼的男老師，沒有其他人打擾，沒人會說：你做的是什么呀，來，讓我教你！經過的人都會向他投去鼓勵的目光和微笑。我們的孩子在那里到了天黑也不走，眼光中的羨慕讓我心疼。這個工作室就在柏林青年藝術學院內，他們也有學習工藝美術的空間，很遺憾的是，中國傳統(tǒng)松梅竹菊的水墨畫被列入其中，院長說因為這是在教孩子一種同樣的方法，他們把這種方法都歸為工匠做的藝術。

　　其實，在兒童美術教育者中，有很多先行者，1980年，內蒙古哲里木盟的雙泡電廠子弟學校就在19歲年輕老師的帶領下，非常專業(yè)地開始兒童水印版畫的創(chuàng)作，其狀態(tài)就是真正意義的工作室，1984年在中國美術館展出后又赴瑞士、日本，獲得國際兒童畫的大獎，日本人出高價收藏了部分作品，言：看到了真正的中國兒童畫作品。目前，被記載進入國際兒童畫史的中國作品就產生于此。在我和當年的老師學生進行交談時，他們一生都難忘的就是師生一起自主體驗、創(chuàng)造的快樂場面，一個落后的地方，孩子卻如同在天堂，拿來的任何東西都象施了魔法，可以印出任意的幻想。兩位教師放棄了84年去日本的優(yōu)厚條件，其中一位目前在深圳，和愛人一直在從事著兒童美術的教學，另一位考入中央美術學院，成為藝術家后同時從事教學，當年的學生遠在美國、日本和芬蘭的都在從事版畫創(chuàng)作。

　　現(xiàn)在已經68高齡的楊景芝老師的直覺理論也是從80年代就開始的，并親自教學十幾年，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她的那本書可謂是美術幼教的寶典了，但到今天，因為宣傳原因出版發(fā)行還不足一萬冊。

　　湖南婦女兒童活動中心主任，現(xiàn)任湖南省美協(xié)副主席的謝麗芳老師在80-90年代跑遍了西藏、云貴川等地調研，提出原生態(tài)兒童畫的理論，并且和民間美術結合，把蒲公英行動做到山野鄉(xiāng)村，那真是純真開闊的工作室。昨天我們通電話時，她還在湘西。

　　北京兒童中心龍念南老師工作室、浙江東陽綠蝴蝶工作室，內蒙赤峰草原娃、山東淄博美術學校、廣東美術館少兒培訓中心、珠海南色基地等等，都是從90年代末就開始的具有工作室真正意義的空間。

　　許多老師的文章和書都是特別優(yōu)秀的，因為多數(shù)由專業(yè)的教育或美術出版社出版，受體制限制，不能象書商那樣自由運做宣傳，所以，除教師購買外，不能為大眾特別是家長所知。

　　那些誤人子弟的教師除外，有許多優(yōu)秀教師都想實現(xiàn)工作室的空間理想，卻因為現(xiàn)實條件限制而無法實施，這些老師的名字我能列出很多。

　　如果也有網絡的媒介和周密熱烈的出版策劃與宣傳，也許這些特別有價值的東西早就浮出水面讓大家受益了，而他們在辛苦的教學實踐中所做的和所付出的遠遠大于收獲。

　　我和他們相比，要幸運得多，有條件支配自己的時間和空間，有條件四海亂跑進行研究，有條件比較各種工作室，因而也有條件不去站在一個側面來設計課程，想起那些沒有條件而仍在自己位置上苦苦努力的人們，藝術兒童沒有理由不把真正意義的工作室呈現(xiàn)出來。

　　香港一個小巴掌大的地方，兩萬多家兒童藝術工作室，超過一大半是美術工作室，駭人聽聞吧！分出三檔，較低的在商場里，媽媽們采購的同時把孩子往小教師一放，或老大進鋼琴屋，老二進繪畫屋，都非常擁擠。較好一點的在居民區(qū)邊上，多是傳統(tǒng)式教學，如靜軒藝苑，最好的則是英國回來的老師辦的了，如奇極工作室，就是有許多空間可以進行各種體驗，而社區(qū)文化中心的教室就是最便宜的去處了。

　　我認為，好的工作室在完成自身定位和運轉同時，還要考慮到沒有條件加入又對此需要的人群，包括家長和孩子。在教學研究之余，應盡己之力去多做公益性的藝術活動，將先進有用的理念與方法傳達給更多的人，否則，就沒有盡到身為教育者的責任，也對不起那些真正做出奉獻的先行者。

　　何時，北京也如香港有萬家工作室，父母們能根據自己和孩子的條件來輕松選擇，就是我最高興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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