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信仰是通過教育傳遞給下一代的。我的女兒在學校中學到，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偷盜行為是錯誤的，但是她卻不知道，征稅行為本身也是錯誤的。這種教化的持續(xù)影響力是非常強大的。我能肯定凱萊永遠不會投票去使直接偷盜合法化，但是我卻不太確定她永遠不會投票增加人們的稅收（盡管我希望不會這樣。隨著凱萊一天天的長大，我會堅持我在她出生時便給自己立下的協議，即便我可以完全控她的政治觀，我也永遠不會去試圖支配她的道德觀）。

  改革稅收體制是一項任重而道遠的事業(yè)。而放棄目前這種難以置信的稅收體制將會是一項更加雄心勃勃、更加光榮的計劃。要想使這種努力取得成功，就必須在文化信仰領域進行一場革命，而且要將最終的革命成果從小學教育開始一直貫穿下來。奴隸制度的消亡正是如此的，它是被武裝力量在短期內消滅了的，但是要徹底消滅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制度，還是經過了長期的道義上的爭論，通過這種道義上的力量實現的。

  那些膽怯的政治家們是永遠不會贏得這場反對累進稅制的斗爭的，他們總是在論證（無論他們的論證是多么正確），高水平的邊際稅率會阻礙經濟增長，會限制窮人和中產階級的一些機遇。如果能贏，就像反對奴隸制的長期斗爭獲得勝利一樣，也是那些具有洞察力和勇氣的人們的勝利，因為他們會在大眾面前宣布，累進稅制是錯誤的。如果人們能夠學會對偷竊一個酒鋪感到厭惡，那么他們也應該能學會對征“富人”的稅感到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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